王申：湖北会子与南宋国家财政格局变迁丨202107-81（总第1726期）
感谢王申老师赐稿
原文载《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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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会子与南宋国家财政格局变迁
文丨王 申
作者简介：王申（1991—），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 要：湖北会子的兴变展现了南宋国家财政格局的变化，该变化影响了京湖地区财政运作模式。南宋前期，宋廷保持各区域财政运作的相对独立性。因湖北会子不得出界使用，商旅在离开京湖地区之前多用湖北会子购买茶引，湖广总领所由此利用湖北会子将商旅的资金收入囊中，使其成为沟通茶利收入与和籴、购盐等货币支出的工具。南宋后期，宋廷倾向于统一管理各区域的军事、财政，湖广总领所的茶利也因此被收归国用。宋廷向京湖地区提供的大量东南会子拨款和京湖与两淮、四川的跨区域财政联系使得湖广总领所原有的财政运作模式失效。区域性纸币湖北会子不再适用于新的财政形势，逐渐被东南会子取代。不同纸币的兴衰更替，与国家财政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
关键词：南宋；湖广总领所；湖北会子；东南会子；财政运行
京西南路、荆湖北路（合称“京湖”地区）是南宋与金对峙的前线地带之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宋廷在这一区域布置了大量军队，并在绍兴十一年（1141）将供军财赋交由湖广总领所掌管。总领所的设置与宋高宗收回兵权政策密切相关，宋廷在收回岳飞、张俊、韩世忠等人的兵权后，顺势设置湖广、淮东、淮西三大总领所，[1]总领所因而在本质上属于中央计司的派出机构，在制度层面上代表中央行事。总领所掌握的钱物主要由其所在区域的州军供输而来，朝廷以总领所分区主掌供军财赋，实质上将国家财政格局做了区块化分割，各大区域的财政运作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在上述体制下，湖广总领所的财政运作一方面呈现明确的区域特征，另一方面也受到朝廷制度设计的制约。
维持湖广总领所财政展开的一个重要工具是湖北会子（简称“湖会”）。湖北会子是流通于京湖地区的区域性纸币，它自隆兴元年（1163）发行，至南宋末亦在流通，可以说极为深入而持久地参与了京湖地区的财政运作。不过我们并不能反过来认为湖北会子的发行与流通是区块化财政运作的自然结果，当地实际上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流通着铜钱、铁钱、东南会子（又称“行在会子”）等多种其他货币，而是否发行湖北会子、湖北会子的流通量是多少、其在财政和民间交易中承担何种功能、其与其他货币的关系如何，都涉及到湖广总领所财政运作的诸多层面。而宋廷于乾道三年（1167）将湖北会子的发行权收归中央，[2](p4412)又使得湖会成为国家影响京湖财政的一个节点。换句话说，湖北会子并非“中性”，[①]它的流转用度和兴变，是南宋财政与货币、朝廷与总领所复杂缠绕关系的某种体现。以其作为线索，不仅能考察京湖地区的财政状况，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南宋国家如何通过变更制度设计来影响各区域的财政运作。
关于湖北会子，学界目前有两种主要的研究取向。其一为货币史方向，研究湖北会子的制度规定、发行流通状况等基本内容，并常与铁钱、两淮地区的区域性货币以及宋廷限制铜钱外泄、以货币隔离保证江南经济稳定等策略结合考论。[②]这类研究将湖北会子的基本情况呈现出来，并在货币区域隔离这个层面上揭示了包括湖北会子在内的区域性纸币的意义。不过，湖北会子毕竟是当地日常使用的纸币，它对湖广总领所的意义显然远不止于保护铜钱。因此，部分学者开始采用第二种研究取向。他们关注到各种专卖票据、纸币对总领所财政运作的意义，强调专卖系统、客商贸易的作用。这类研究大多集中探讨南宋前期的情况，长于静态地构建总领所的整体财政运营模式，难以使我们得知湖北会子和京湖地区财政运作在南宋后期的变化。[③]
本文试图在学术史的基础上，从货币与财政结合的角度，以湖北会子在整个南宋的兴变演进为线索，考察国家对京湖地区财政运作的影响，亦希望对南宋纸币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做出一些新的解释。必须指出，因战局紧张，南宋后期京湖制置司等机构对财政的影响力加大，与总领所共同影响了京湖地区的财政运作状况，后文将一并论述。
一、湖北会子与京湖地区的财政平衡
早期湖北会子被称为直便会子（一说“直使会子”），由当时的湖广总领王钰于隆兴元年请求发行。《文献通考》记载了王钰的上言：
襄阳、郢、复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令措置于大军库堆垛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当见钱流转，于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抹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3](p251)
这段文字涉及到几个重要的问题，需稍加说明。
第一，按照王钰的说法，京西路襄阳、郢州和湖北路复州大军的军俸原用钱、银品搭发放，至隆兴元年才改用湖北会子。宋廷曾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月下令将东南会子的流通区域设置为淮、浙、湖北、京西路州军，[4](p3203)显然包括襄阳、郢、复州。但既然大军军俸这一财政主要支出项目仍以钱、银发放，可以认为东南会子在当地的财政地位并不重要，甚至可能未曾广泛流通。湖北会子基本上是当地财政所使用的第一种重要纸币。
第二，此次湖北会子的币材是江西、湖南漕司的试卷和已毁抹的茶引纸，属“废物利用”。相较东南会子采用徽州、成都的高级纸张，[4](p3150)用废纸印制无疑透露出湖北会子的临时性。《文献通考》的编写者马端临也认为朝廷本意暂用湖北会子而旋即废除。[3](p253)然而隆兴元年湖北会子还是流通了极长时间，至淳熙十一年（1184），有臣僚提出湖北会子已发行22年而未曾兑易，[2](p4412)甚至有人写诗称湖会“不出荆州三十载，烂如袍絮若为高”。[5](p27447)
既然种种迹象表明湖北会子本是临时使用的替代品，宋廷和湖广总领所又为何不愿意在某一时点将其放弃，反而令其长期流通，以至于出现“烂如袍絮”这样严重的损毁？这或许表示湖北会子已在京湖地区的财政运作中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官府无法贸然使其退出流通。
（一）湖北会子与湖广总领所的盈利模式
马端临站在宋末元初人的立场，从“后见之明”对湖北会子长时间流通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湖北会子虽为暂用之物，但因纸币流通至民间后与现钱类似，朝廷难以回收且有越发越多之势。马氏进而推论这“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3](p253)不过从王钰上言中“发赴军前，当见钱流转”一句来看，湖北会子在一开始就被当作现钱的替代品而发行，马氏的观点并不准确。
从另一个角度看，马端临与王钰的说法恰恰提示我们注意湖北会子作为现钱替代品的性质。既然湖会作为军俸发放，军人得到湖会后定去市场上消费，使湖北会子具有了现钱功能。问题是，湖北会子仅有500文与1贯文二种面额，相较于价值1文或2文（折二钱）的铜钱，它显然并不适用于生活用品等小额交易。根据程民生的研究，在绍兴至乾道年间，湖北地区的粮价大约为1—2贯一石，[6](P155-157)因此即便是500文面额的湖北会子，在日常交易中也属于大面额货币了。湖北会子之下，主要的流通货币仅有面额极低的铜钱，这就使军人日常使用湖北会子成为棘手的难题。[④]大军库虽号称储存了本钱，但没有史料表明官府承担了将军俸中的湖北会子即时兑换为铜钱的职能。事实上，当朝廷以度牒、纸币等下拨京湖地区以充当财政经费时，当地官员总是先将这些它们变转为现钱再封桩入库，号称“以为他日戎事之备”，[7](p831)又有何余力顾及兑现湖北会子呢？
市场可能才是兑换湖北会子的主要渠道，军人手中纸币的价值与商旅活动关系密切。绍熙年间（1190—1194），彭龟年对宋光宗的一条上疏将军人、商人和湖北会子的关系解释清楚，他说：
臣窃惟国家兴创会子，所以济钱币之乏。若官司有以权之，使之流通不壅，然后缓急可恃。臣闻湖广总领所会子当来立法，止是许于湖北、京西界内行使，其襄汉戍兵月得料钱，全靠客旅贸易。其会子止到鄂州，便着兑使，而官司无以权之，遂使坐贾之人乘其急遽，低价以售，用是一贯会子，止可得五百左右现钱。会子既轻，商旅不行，故戍兵所得会子愈难变转，而会子益轻矣。[7](p834)
根据这段记载，湖北会子只能在湖广总领所所在的鄂州被兑换为现钱。客商在湖北、京西境内从事大额、远距离贸易，面值较大的湖北会子自然是首选，但因湖会不能在其他地区使用，故需要在鄂州兑换为其他货币。由于客商必须兑换湖会，鄂州本地坐贾便“坐地起价”压低湖会价格，使1贯面额的会子仅能换得500文铜钱，令客商在京湖地区从事贸易的兴趣下降。由此，京湖地区内部的湖北会子市场价格也应声下跌，军人想要将手中纸币“变转”为现钱也愈发困难。湖会面额与市价之间的差额，只能由军人自己承担。从最后一句看，彭氏暗示湖北会子最主要的使用者是客商，其对于湖会的使用情况将直接决定军人所获军俸的价值，这对湖广总领所的财政运作而言自然极为重要。但既然区域性纸币湖会暗含着兑现风险，宋廷与总领所为何不引入流通范围更广的东南会子呢？如此，商人不就更乐于来京湖地区贸易，士兵军俸的价值也更为稳定吗？
原因在于正在于宋廷以总领所为单位区块化分割国家财政格局，希望京湖地区自负财政盈亏。
“其襄汉戍兵月得料钱，全靠客旅贸易”，湖广总领所的收支平衡非常依赖客商贸易，需要商人为其提供收入以支出军俸等开销。但总领所并无太多可供商商购买至外地销售的大宗商品，相反用于买盐与和籴的支出不少。京湖地区属于淮盐区，每年向两淮而来的盐商支付大量货币以购买食盐，而大军驻扎又使官府大量支出货币和籴。故本地区的货币呈现出由本地流向外地、由官府流向民间的态势，财政经费长此以往必将紧缺。乾道七年（1171），因客商集中于鄂州从事和籴贸易，推迟了去两淮购盐的时间，淮西总领所担心盐利受损，故亲自将淮盐运输至鄂州售卖。[8](p6599)这说明从事和籴、淮盐生意的商人大约是同一批人，至少联系颇为紧密。湖广总领所若要挽回支出过多的财政失衡局面，必须从这部分商旅入手。
实际上，宋廷曾于绍兴年间在京湖地区发行名为“合同关子”的票据，帮助当地财政吸收商人的货币。合同关子由朝廷印发，交由京湖地区出售。商人使用现钱或银购买之后，持票至临安榷货务兑换为现钱或专卖钞引，由此湖广地区吸收了商人手中的货币，并实质上由外地榷货务收入买单。为了更好地吸引商人，宋廷还将合同关子改造为“三合同关子”，在临安、建康、镇江三大榷货务均可使用，但最终还是因发行过多造成贬值而失败。[9]
湖北会子可以看作是合同关子的“升级”版票据。乾道五年（1169），朝廷试图发行东南会子回收湖北会子，此举遭到湖广总领周嗣武反对。他对宋孝宗的上言指明了湖北会子对湖广总领所财政收支平衡的重要意义：
江陵、鄂州商旅辐辏之地，每年客贩官盐动以数百万缗，自来难得回货。又湖北会子不许出界，多将会子就买茶引，回往建康、镇江等处兴贩。今既有行在会子可以通行，谁肯就买茶引？缘每年帖降引数多，若卖不行，军食必阙。[⑤]
在周嗣武看来，湖北会子之所以有存在意义恰在于其是一种区域性纸币，不能出界使用。客商卖盐获利却“难得回货”，京湖地区的货币呈现流失之势。如以轻便且能够跨区使用的东南会子代替湖北会子，客商自然无需再考虑回货问题，这对湖广总领所的财政平衡十分不利。正因湖北会子不能出界使用，客商多在离开之前向官府购买茶引，从而使他们卖盐赚到的货币留在京湖境内。由此，京湖便能借助钞引而与两淮形成茶盐贸易网络，不至于向外流失过多货币。因茶引的销售权掌握在官府手中，商人以湖会购买茶引的行为不仅使货币留在京湖地区，还让这部分资金从民间市场转移至官府财政。总领所获得此块财政收入后，才能保障供军财赋，前文所谓“其襄汉戍兵月得料钱，全靠客旅贸易”的深层内涵正在于此。最终朝廷同意了周嗣武的意见，湖北会子得以继续流通。
这样看来，在宋廷区块化分割国家财政格局的制度设计下，湖北会子当然并非仅对货币隔离、保证江南经济秩序有意义，更以其区域性货币的性质，强制性地留下商旅从京湖地区赚取的货币，交由总领所支配。湖广总领所正是以盐米商旅为主体，以湖北会子和茶引为工具来维持财政收支的平衡。
（二）中央与总领所围绕湖会的矛盾
不过，一些官员并不喜欢人为分割货币区块的现象，认为这影响了商业贸易，并多次向皇帝上疏希望停用湖北会子。这些人以中央官员，或有浓厚中央任职背景的官员为主。
乾道元年（1165），长期任职于两浙和中央的官员杨倓主政荆南府，[⑥]他认为湖北会子不可通行于诸路，乞令户部出东南会子50万缗兑换。[10](p363)值得注意的是，隆兴元年湖北会子的发行量为700万贯，[10](p363) 50万贯显然不足以兑换全部湖会，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杨倓根据荆南府的需求量估计得来。前引周嗣武上言中的“江陵”便是荆南府，与鄂州同为京湖地区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城市。但据彭龟年所言，湖北会子仅能在湖广总领所所在的鄂州被官府兑换为其他货币，这就使荆南府对商旅的吸引力下降。因此，杨倓要求朝廷将荆南府的湖北会子兑换为可以通行于其他路分的货币，试图在总领所的控制之外谋求财源。朝廷同意了杨倓的看法，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开始逐步回收湖北会子，《文献通考》称用于兑换的钱物主要是茶引和东南会子。[3](p252)《宋史·食货志》记载兑换过程更为详细，称“乾道三年，收其会子印版。四年，以淮西总所关子二十万，都茶场钞引八十万，付湖北漕司收换，输左藏库，又命降银钱收之。五年，诏户部给行在会子五十万贯，赴荆南府兑换”。[2](p4412)《宋会要辑稿》则记载朝廷在乾道三年收回湖北会子印版之前，已预先令湖广总领所规划印制370万贯新湖会，并逐步上缴旧湖会。[8](p4026)
上述政策表明：第一，朝廷希望将湖北会子的发行量由700万贯减少至370万贯左右。因隆兴元年尚处宋金交战之时，700万贯湖会对战后和平时期而言可能确实过多。湖会的日常使用量，可参考湖广总领所于绍熙年间统计所用的湖北会子共562万贯，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每界270万贯、两界并行的发行策略。[10](p363)
第二，宋廷在乾道五年之前使用淮西总领所关子、都茶场钞引和现钱、银来回收湖会。淮西总领所关子和都茶场钞引的使用都有赖于往返京湖—两淮和京湖—临安地区的商旅。以这两种票据回收湖北会子，能够将商人的货币留在京湖地区，并使购买者参与茶盐等专卖贸易，实质上与湖广总领所的财政运营模式一致。现钱既作为外地货币补充京湖，又因搬运不易而大多保留在当地，对总领所原有的收支模式冲击不大。银则与湖北会子有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宋史》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字，《文献通考》甚至没有将其列出，可见银的数量不大。总之，以淮西总领所关子、都茶场钞引等票据为首的回收钱物基本未与湖广总领所的利益冲突。
第三，真正引发总领所与中央矛盾的是以东南会子代替湖北会子。宋廷于乾道五年向荆南府发放50万贯东南会子，或可看作是对杨倓请求的直接回应。此后宋廷似试图再发行300万贯东南会子，[10](p363)遭至湖广总领周嗣武的坚决反对。在他看来，维持湖广总领所的财政平衡必须依赖一定数量的湖北会子，以东南会子代替湖会的行为将断绝总领所的财源，这才有了前引周氏向朝廷详细解释湖广总领所财政运作模式的那段文字。
然而，中央官员试图以东南会子代替湖北会子的建议并未停止，如参知政事叶衡在淳熙元年（1174）建议皇帝令户部统计湖会的数量，尽快用东南会子完全代替。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并无下文。[2](p11823)淳熙十一年，有臣僚提出湖会流通22年而“不曾兑易，称提不行”，宋孝宗下诏令湖广总领与帅司、漕司“议经久利便”。[2](p4412)周嗣武当年的上言的对象正是宋孝宗，皇帝不可能不清楚继续流通湖北会子对湖广总领所而言正是“经久利便”之策，此举应是对中央臣僚建议的妥协。
最终，总领等官员回复称请朝廷印给湖北会子200万贯来收换旧币，这样便能“流转通快，经久可行”。问题是，新会子在流通一段时间后仍会老化，不能解决“不曾兑易，称提不行”等问题，因此这算不上“经久利便”，只是湖广总领所的委曲变通。但皇帝仍然同意湖广总领的建议，并在当年宣布湖北会子可正式流通于整个京西南路，总领所在此次论争中再次取胜。[10](p363)隆兴元年湖会主要提供京西路襄阳、郢州大军使用，故虽名为可在京西行使，使用区域大约有限。经过22年的使用，湖北会子逐渐流转开来，皇帝便借新旧兑易之机正式将京西路纳入湖北会子的流通区域。
总而言之，中央官员与湖广总领所之间就是否以东南会子代替湖北会子这一问题有过数次交锋，最终以总领所获胜而告终。湖北会子作为不能出界使用的区域货币，其存在的价值便是与茶引作为维持湖广总领所财政平衡的有力工具，将和籴、茶盐贸易勾连起来。这种人为划定货币分区，迫使商旅兑换货币的政策，恰恰是湖广总领所的“生财之道”，也是财政格局区块化的必然结果。尽管湖会在最初的确可能仅具有临时性，但随着以其为工具的京湖地区财政运作体系逐渐成熟和独立，皇帝支持湖会长期流通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湖北会子的衰退与东南会子的崛起
京湖地区的财政运作模式使湖北会子有了存在的必要性。作为最主要的投放手段之一，官府使用湖北会子和籴的行为在南宋前期颇多，例如前述淳熙十一年的200万贯新会子中，便有相当数量被用于和籴。[8](p6917)由和籴、军俸投放，经税收、商旅兑换等渠道回笼的湖北会子流通环节由此顺利开展起来。[⑦]根据史料记载，湖北会子在之后的发行数量相对稳定：绍熙元年流通562万贯，此后每界发行270万贯，两界并行；嘉定十七年（1224）发行第六界200万贯；嘉熙二年（1238），因对蒙古作战，发行第七界900万贯交付督视参政行府作为军兵的犒赏，这是湖北会子发行量最大的一界；宝祐二年（1254）发行第八界300万贯，“此后因仍行之”，发行量大约变化不大。[⑧]根据汪圣铎的统计，在乾道九年（1173）至嘉定十五年（1222）间，1贯湖北会子大约能兑换500文铜钱。[11](p747-748)这虽然较面值贬值一半，却在长时间内几未变动，可见湖北会子在京湖地区的财政运作中保持着稳健的作用。
流通于京湖地区的数种货币大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兑换关系，如嘉定年间知汉阳军黄榦曾总结当地流通的铁钱（汉阳军等少数湖北州军在此时使用铁钱）、湖北会子、东南会子的比价是3:1.8:1，当地和籴、筑城等事项均可按此比价有序支出。[12](p38,69)值得注意的是，黄榦已将东南会子列入会计项目，总领所亦下拨10万贯东南会子助其筑城；[12](p64)而同时代的湖北提举常平曹彦约也称“本路所用钱物，却有见钱、行在会子、湖广会子三等不同”，他还认为湖广会子在使用时“尚自迟细，变卖不行”，上户不愿意接受。[13](p111)可见与南宋早期希望禁绝东南会子不同，京湖地区的官员在此时已将东南会子更多地带入日常财政运作中。当然，湖北会子大约仍然是现钱之外最主要的财政货币：黄榦汇报汉阳粮价为一升40文湖会。因最低面额为500文，湖会虽可能不是市场交易时使用的货币，但应承担财政核算工具的职能。[12](p71)曹彦约虽认为湖会难用，却仍试图劝诱本地上户，让他们接受以湖会折算米价这一“总领所体例”。
但自十余年后的端平年间（1234—1236）始，京湖地区的财政运作格局发生重大转折，湖北会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东南会子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湖会的位置。这与在战争影响下，宋廷重新设计国家财政格局来统筹各个财政区块紧密相关。
（一）端平战争与京湖、两淮财政的统合
端平元年（1234），宋、蒙联手灭亡金朝，此后以宋军“端平入洛”为导火索，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宋廷本试图从两淮、京湖、四川三路向金进兵，但遭到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四川安抚制置使赵彦吶拒绝，故只得从两淮北伐。宋廷转令史嵩之筹措粮饷，史氏又以此举使荆襄地区劳民伤财为由而再度拒绝。[2](p12400,12423-12424)最终，宋军仅能从两淮远距离输送军粮，致使补给困难。尽管原计划未成功，端平元年的军事行动已表明统筹规划各大区域的财政、军事行动对巩固南宋政权的极端重要性。
端平二年蒙古从两淮、京湖、四川三路进攻南宋的军事行动则进一步倒逼宋廷将各大区域连为一体。当年十一月，宋理宗命曾从龙督视江淮军马，魏了翁督视京湖军马；十二月又命魏了翁兼督视江淮军马。[2](p809)京湖、江淮战区的兵马钱粮自此由魏了翁一并规划管理。京湖与两淮原属不同的财政区块，由湖广和淮西、淮东总领所分别筹措供军钱粮，而货币不统一更使跨区统筹与调拨财赋颇为不易。不过在战争压力的驱动下，单凭京湖与两淮地区的日常财政收入已无法满足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需求，来自临安的中央财赋开始大量供输前线，这为打破货币区隔提供了一个契机。在贵金属与度牒等证书票据之外，魏了翁所使用的主要货币是现钱与东南会子。现钱主要用于地方州县就地解决的小额支付，如魏了翁曾命镇江至荆鄂的沿江州军聚集渔船以助水军防御，并差官员携带东南会子先期出发，在当地将会子兑换为现钱作为渔船主的报酬。[14](p36)真正用于以军费为主的大额支付的货币是东南会子，这使得士兵军俸、总领所购买等诸多财政项目改由东南会子支付。魏了翁在《奏乞宣谕大臣趣办行期》贴黄中详细论述了他筹措、使用中央东南会子的状况，文稍长，故将要点归纳如下：
1.中央规划各供应京湖、江淮五百万贯，但魏了翁总共得五百万贯东南会子，这还是凑上左藏库等仓库内小面额会子的结果。2.在犒军之外，给官吏，招新军，遣援卒，处流移，受降附，发间探，收溃叛，造器械，募舟师，防江面等财政军事行动均需支出大量经费。3.江东路等路分已将本地钱物兑换为东南会子以供军费支遣。4.魏了翁打算一面起发所带军费，一面沿途便宜措置。[14](p38)
在魏了翁看来，他所携带的费用需要至少供应第2条中的用途，500万贯东南会子并不足够。他因此需要在赴任过程中，于所经过的州军再筹集一些费用。这些费用当以东南会子为主，如江东路已提前将部分钱物兑换为东南会子。魏了翁于端平三年卸任时向皇帝汇报了经费的使用状况，他说：“蒙朝廷科降为缗六百万，犒师之费四百五十六万五千有奇，皆发下制总两司照例分给。及经理残破诸郡与招军打船造箭之费六十四万有奇，亦皆委官押发。抵日终余缗无几，而求者日至，未尝不谨所予。如所得金一千两，仅支及一百五两；所得银十五万两，仅支六万二千五十余两；所得绢一万匹，仅支四千五百。” [14](p55)金、银、绢所用均不及一半，而总共筹集到的600万贯东南会子几乎用尽。由此可见，东南会子的适用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所有货币或货币替代品。它的优势在于面额适中、流通区域广，又为朝廷财政收支所用。魏了翁携带的经费由左藏库等中央仓库所出，因中央使用东南会子结算，故只能以东南会子作为主要的支出货币。在国家统筹支配京湖、两淮战区的格局下，东南会子存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自然远高于不可出界使用的区域纸币湖北会子、淮南交子。此外，东南会子因其巨额发行量，逐渐将其余货币挤出流通领域。东南会子在绍定六年（1233）时已三界并行，共流通3.2亿贯，第16界会子在端平年间的发行量也超过1亿贯。与之相反，湖北会子的发行量变动不大，其在流通领域被东南会子压制似乎也是必然结局。[⑨]
中央下拨的经费既以东南会子为主，这种纸币在京湖地区的使用量便大幅增加，从而冲击了湖会。如魏了翁认为江陵府战略位置重要，力主加强江陵府周围的防御工事。他称朝廷为此科拨80万贯东南会子、10万贯湖北会子，都府划拨10万贯东南会子，湖广总领所提供37万贯东南会子。湖会仅占总拨款数量的7%，总领所甚至没有使用湖会。[14](p47)
（二）南宋晚期京湖地区的财政运作的转变
此后，为缓解中央财政吃紧的状况并抑制在外军将权利，宋廷开始将茶盐之入回收中央。根据前引周曲洋的研究，宋理宗在嘉熙四年（1240）年创设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使一职，此为中央统筹管理京湖、两淮茶盐收入之始。[15]周氏已将中央与总领所围绕茶利的争夺过程论述清晰，此处仅就与湖北会子相关的史实略作补充。淳祐九年（1249），宋廷于提领江淮茶盐所之下设置江州分司。淳祐十二年（1252），京湖制置使兼湖广总领李曾伯因无力筹资向皇帝请辞，京湖茶利被江州分司所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他说：
乃若上流茶税，往年藉以通融，贴助岁收甚夥，自臣到任，归之国用。今江州分司岁收未暇计，先来鄂、岳置专官，所收未暇计，只以鄂、岳两场自淳祐十二年二月至今年四月收七百余万，通而计之，何翅几千万！是皆向来总所所有也，今无是矣。[16](p482)
江州司既为江淮茶盐所设置，其收入鄂州、岳州茶利便体现出中央统筹调配京湖、两淮专卖收入的意图。李曾伯抱怨数千万茶利被收归国用后，总领所用度紧张。茶利既不归总领所所有，且由江州分司跨区管理，作为茶盐、和籴贸易模式中主要工具的区域性纸币湖北会子自然也失去了存在价值。而作为中央统筹规划的结果，京湖地区越来越多地使用东南会子作为财政结算货币，其中既有宋廷拨款，又有地方自筹。
就李曾伯任上（1250—1253）而言，淳祐十一年（1251），皇帝令财用司等拨款17界东南会子1000万贯付京湖制置司桩管；[17](p357)他奉命主持军人家属移屯工作，朝廷为此拨款18界东南会子10万贯，而实际花销达23万贯；[16](p482)而对京湖战区内调往襄阳屯驻的1万名军人，亦以36万贯18界会子作为一年的生券钱；[17](p366)在招募5000人成立游击水军的过程中，李曾伯请求中央按每人18界会子40贯的标准科降身子钱；修筑江陵至汉阳的河堤亦花费28.5万贯18界会子；[17](p373-374)在和籴本钱中，宋廷曾科拨一定数量的官诰、度牒交由总领所，并从封桩库支出590万贯17界会子。[17](p363)由于没有关于南宋后期京湖地区财政收支状况的系统性记载，笔者不得不以例举方式加以论证。不过，上述项目包括军俸、和籴、招兵、移屯、水利、桩管等，基本涵盖了京湖地区日常财政支出的大项，且集中发生于李曾伯在任的3年内，应足以说明东南会子被密集使用。来自中央的财政调拨在其中比例不小，可见南宋后期京湖地区财政运作模式已出现重大转变——从相对独立、自负盈亏，转为依赖中央调拨。自此过程中，东南会子成为核心支付手段，而湖北会子的重要性大幅下降。
以上多为总领所、制置司层面的财政运作状况，此时湖北会子在州军层面中的使用情况如何呢？在南宋京湖地区的地方志中，唯有清人所辑《寿昌乘》留存至今。据此书记载，寿昌军财政迟至在宝祐年间（1253—1258）已颇为“东南会子化”了。当地官学的学户和佃户需以东南会子和铜钱中半的形式缴纳养士钱27.4贯，绝大部分桑丝也以东南会子折纳。而贡士库本钱为17界东南会子2.5万贯，每年收息6000贯。至于支出大项军费，撰写者称“诸屯仰给饟计，而厢军、土军则郡自廪之”。防江水军、飞虎军等正规军的月支钱以湖北会子为额，旬支钱以铜钱为额；寿昌军自己开支费用的地方武力厢军、弓手以东南会子作为月支钱，土军则以铜钱。[18](p8396-8402)由于《寿昌乘》辑本未能保留税则，我们无从得知各种货币在二税等更为重要的财政类目中的使用状况。但从官学租钱的缴纳情况、贡士库经营状况、本军地方武力费用的名目，可知东南会子已在相当程度上渗透到了寿昌军的日常财政运作中。
在京湖、两淮地区的财政被中央统筹之后，京湖与四川的财政联系也因军事行动而加强。如果说南宋前期的财政模式是以四川财赋补充湖广总领所的用度，[19]南宋后期则出现京湖地区反哺四川的情况。宝祐元年（1253），李曾伯兼任夔路策应使，协调京湖、四川两地的军事行动，次年任四川宣抚使。夔路策应使于淳祐二年设置，职掌是率兵应援夔、蜀。淳祐九年朝廷罢废此职，直至宝祐元年。[⑩]但京湖制置司自淳祐七年至十二年，每年也调兵2000余人入蜀。[16](p488)这部分军人与策应司的开支均由京湖制置司提供，李曾伯称策应司有100万贯17界会子作为经费，援蜀军兵生券钱则需18界会子12万贯。[16](p482)而在至四川赴任途中，李曾伯沿途搜集各剩余钱物计17界会子300万贯，以体“朝廷以荆资蜀之意”，并称此时“须用以东南之力救蜀，荆州事力，自此不复可以再抑矣”。[20](p552-553)之后，李氏甚至因四川钱引贬值严重，且“蜀人已重京楮”，建议17、18界东南会子在四川流通。[20](p562-564)
总结而言，以端平年间对蒙古的战争为始，南宋中央逐渐将京湖与两淮、四川等地的军事行动统一起来，这就需要协调运作各大区域的财政以备军费支用，湖北会子等区域性纸币无法在其中发挥作用。而战争导致的巨大财政压力也使京湖地区原有的相对独立的财政运作模式难以招架，中央调拨成为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在财政格局转换的过程中，中央将湖广总领所的茶利收归国用，交由制置茶盐司统一管理。总领所原本依赖茶引、湖会和商旅构成的盈利模式不再奏效，湖北会子因此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南宋后期，朝廷愈发依赖印发东南会子支撑财政开销，东南会子超高的流通量、较广的流通范围使其能够配合上述中央军事、财政策略。此消彼长，东南会子成为南宋后期京湖地区财政运作中最主要的纸币。
三、余论
本文是以货币兴变为线索，考察南宋国家财政格局变化的一次尝试。概言之，湖北会子作为不能出界使用的区域性纸币，在本质上与南宋前期宋廷对京湖地区财政运作模式的设计相匹配。若换以流通性更好的东南会子，京湖地区反而无法从茶盐贸易中获得维持当地财政开支的利润，自负财政盈亏也就无从谈起。南宋后期军事、财政形势为之巨变，频繁的军事行动使朝廷必须更加注重统筹调配各大战区的军事、财政力量，中央统一通过东南会子向各大区域调拨财赋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财政调拨活动。就京湖地区而言，茶利收归国用、东南会子流入量增加，使当地原有的财政运作模式失效，湖北会子终因国家财政格局的巨变而被逐渐淘汰。
总之，湖北会子被官方选择到日常的财政运作中，绝不可能以限制铜钱外泄、维持东南会子行用区的经济稳定等外因作为主要理由，至少这些理由在南宋后期已无法成立。湖会的兴废与宋廷对国家财政格局的整体规划必然有着本质的、主动的关联。也就是说，货币与财政的关系并不只体现在比价变化、账目结算等简单的数字变动上，不同货币之间也不可能仅仅因币材轻重、币值高低等原因而简单替换。某种货币的背后必然有着与之相配套的财政运作制度；反之，财政运作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哪种货币得以在特定的场景下流通。这可能是传统国家多元货币流通时的常态，也是长期生活在单一货币环境中的今人所难以体会到的。
参考文献及注释
参考文献：[1]雷家圣.南宋高宗收兵权与总领所的设置[J].逢甲人文社会学报,2008,(16) :13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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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汪圣铎.两宋货币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2](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A].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集珍本丛刊:第68册[C].北京:线装书局,2004.
[13](宋)曹彦约.昌谷集[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A].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集珍本丛刊:第77册[C].北京:线装书局,2004.
[15]周曲洋.南宋荆湖地区军事补给体制的构建与运作——兼论宋元襄樊之战失利之原因[J].学术研究,2016,(3) :139-147.
[16](宋)李曾伯.可斋续稿[A].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C].北京:线装书局,2004.
[17](宋)李曾伯.可斋杂稿[A].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C].北京:线装书局,2004.
[18](宋)佚名.寿昌乘[A].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C].北京:中华书局,1990.
[19]樋口能成.南宋総領所体制下の長江経済——湖広総領所と四川との関係から[J].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 2005,(4) :77-86.
[20](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A].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C].北京:线装书局,2004.
注释：[①] 此处化用了古典经济学中“货币中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原指货币供给的增长将导致价格水平的相同比例增长，对于实际产出水平没有产生影响。本文试图表达官府使用包括不同纸币在内的不同货币，将对财政运作造成不同影响，不宜认为在因币值、材质不同导致财政结算上的区别外，各种货币在财政运作中的作用一致。事实上，使用何种货币，本身就是复杂财政决策和实践之下的结果。
[②]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9页。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72—1086页。王增瑜：《南宋的新铁钱区及淮会与湖会》，载《锱铢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153页（原文发表于1995年）。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9—242页。[日]高桥弘臣著，林松涛译：《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42—752页）是此类研究的集大成者。前引高桥弘臣的研究（第208—243页）涉及到地方与中央的财政互动，但其文章更侧重于说明南宋纸币逐渐在江北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将铜钱挤压出流通领域，由此元代纸币政策便能够在江北顺利推行。他在本书中还以此逻辑就东南地区的纸币状况写作一文（《南宋江南的钱会中半制之崩溃与东南会子使用之增加》，第165—207页）。也即，高桥氏研究并未区分湖北会子与东南会子的不同特质，只分区域考察了纸币与铸币的关系。实际上，湖北会子与东南会子在京湖地区也有诸多碰撞，阐明二者的互动正是本文的突破之处。
[③] 金子泰晴：《南宋初期の湖広総領所と三合同関子》，载《史觀》第123册，1990年，第34—46页。樋口能成：《南宋湖北会子の市場構造》，载《史滴》第28号，2006年，第86—102页。长井千秋：《南宋の補給体制試論》，载《愛大史学 日本史·アジア史·地理学》第17号，2008年，第1—24页。令人欣喜的是，周曲洋《南宋荆湖地区军事补给体制的构建与运作——兼论宋元襄樊之战失利之原因》（《学术研究》2016年第3期，第139—147页）发现了南宋晚期中央对湖广地区茶利的争夺，此举影响到湖广总领所的财政补给，这为本文研究南宋后期的湖北会子的使用状况提供了重要帮助。
[④] 与湖北会子相类似，四川钱引的面额也为1贯文与500文。汪应辰称南宋前期四川的情况是“盖八九百之直，须假钱引；或四五百之数，必以见钱”，若现钱减少则将出现“官司给纳、民间贸易，合零凑数，何以相济”的困境（汪应辰：《文定集》卷13《乞免解发铁钱赴两淮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38册，第706页）。这说明面额较大的纸币在零碎交易中的适用性不强。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第252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湖北会子》条有相似记载，但系年于淳熙五年（1178）。汪圣铎认为乾道五年正确（《两宋货币史》，第744—745页），笔者赞同汪氏的观点。
[⑥] 杨倓为南宋名将杨存中之子，其任职经历散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各卷。
[⑦] 相关论述可参阅樋口能成：《南宋湖北会子の市場構造》。
[⑧] 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湖北会子》，第363页。脱脱：《宋史》卷42《理宗本纪二》，第816页；卷181《食货志下三》，第4412页。
[⑨] 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第676—677页。前文论及湖北会子一界的发行量大约保持在300万贯左右，仅在嘉熙二年因犒师而发行900万贯；而乾道四年第一界东南会子的发行量仅为1000万贯，至端平年间已过亿。东南会子与湖北会子的数量比呈现出压倒性的变化。
[⑩] 关于夔路策应使的基本状况，可参阅喻学忠：《夔路策应使考》，《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第147—152页；余蔚：《论南宋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第129—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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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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